中国民居建筑（中国民居建筑的设计表现）

2023-09-15 04:00:06美容医疗038

北方地区的民居特点？

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民居特色是屋顶坡度较小，墙体较厚，窗户较小。

北方地区降水较少，所以民居屋顶坡度较小。北方地区冬季寒冷干燥，所以墙体较厚，窗户较小，这样可以防寒保暖。北方地区房屋内一般有供暖设备，也是为了冬季防寒保暖。房屋的建筑与气候密切相关。

1、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官式宅第建筑，如同宫殿、坛庙、苑囿、陵墓、衙署等官式建筑一样，属于高度程式化的木构架体系建筑，无论在宅第族群的总体布局、院落组织、空间调度，还是在宅屋的造型、配置、方位、间架、尺寸、屋顶、装修以致材质色彩、细部纹饰等等，都经过长期的筛选、陶冶，形成一整套严密的定型程式，表现出高度成熟的官式风范；

2、广布在北方大地的汉族宅第，尽管各地宅院格局不尽相同，构筑体系、用材做法和宅屋外观呈现种种乡土差别，但在艺术格调上都反映出一种与南方宅第的轻展灵巧截然不同的性格，表现出质朴敦厚的北方风貌。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大地气候相对寒冷，用地相对宽松，地形相对平整，乡土材料相对单一，民间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民风也比南方纯朴、憨厚、粗犷。正是自然风情、文化习俗和乡土建筑材料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制约，使得北方各地民居普遍呈现出质朴敦厚的建筑特色。

中国民居建筑（中国民居建筑的设计表现）,第1张

中国当代建筑发展史？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靠前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靠前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 )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靠前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靠前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

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靠前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一座座地标建筑拔地而起，一项项海外重大工程接踵落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长，“中国建造”技术和品牌在创新中实现腾飞蝶变。

（小标题）中国建筑业：擘画不断跨越的发展曲线

在海拔4300米以上恶劣条件下、用5年时间打通被称为川藏公路“靠前险”的国道317线雀儿山隧道；采用滑膜先进施工工艺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我国建造技术不断成熟，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一系列世界顶尖水准建设项目成为“中国建造”的醒目标志。

从1952年的57亿元，到2020年超过26万亿元，全国建筑业总产值一次次突破历史高点，中国建筑业实现阶段性大跨越。

1956年突破百亿元大关，1988年突破千亿元大关，1998年突破万亿元大关，2011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7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2020年，全国建筑业完成总产值263947亿元，是1952年的4631倍；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72996亿元，是1978年的500多倍。

数字的背后，是我国建筑业从弱到强，从行业相对单一到门类逐步齐全的纵深发展态势。一方面，基建、冶金、有色、煤炭、石油、化工、石化、水电、水利、机械等建筑专业逐渐完善；另一方面，建造流程逐渐向上游勘探设计和下游工程监理拓展。

快速发展的建筑业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建筑业有组织的建筑职工不到20万人。截至2020年底，全国建筑业企业从业人数达5366.9万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0多倍。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随着国家建设的步伐，我国建筑业完成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建设工程，极大改善了人民住房、出行、通信等条件。

到2020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63万公里，比“十二五”末的12.10万公里增长20.9%，是1978年的2.79倍。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5169万公里，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931万个。2019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9.8平方米和48.6平方米，分别比1978年增加33.1平方米和40.8平方米。

（小标题）“中国建造”：在技术创新中实现三级迭代

10天，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的火神山医院交付；12天，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的雷神山医院交付——两座高标准医院的建设速度创造了世界奇迹。

新速度，藏着“中国建造”硬核科技“密码”。我国建筑业从现场搅拌砂浆、“满面尘灰”的传统作坊式1.0时代，发展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的建筑工业化2.0时代，正在向数字建造3.0时代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筑业企业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引领传统建筑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批重大建筑技术实现了突破，部分施工技术达到了世界靠前的水平，具有世界顶尖水准的工程项目不断涌现。

2016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提出“十三五”时期建筑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要取得突破性进展。

具有世界顶尖水准的超级工程接踵落地和建成：标志着中国工程“速度”和“密度”、以 “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为代表的高铁工程；标志着中国工程“精度”和“跨度”、以港珠澳大桥为代表的中国桥梁工程；还有代表着中国工程“高度”的上海中心大厦、代表着中国工程“深度”的洋山深水港码头以及代表着中国工程“难度”的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福清核电站5号机组等。

高速、高寒、高原、重载铁路施工和特大桥隧建造技术迈入世界先进行列，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巨型河口航道整治技术、长河段航道系统治理以及大型机场工程等建设技术达到世界靠前的水平。

（小标题）“中国建造”：“走出去”深耕国际市场

位于北京东长安街的北京国贸建筑群，见证着中国建筑业水平的飞跃——1985年，国贸一期进行工程总包招标时，没有一家中国建筑企业有报名资格；1996年国贸二期工程国际招标中，中建一局成为工程主承包商；2005年国贸三期参与投标的全部是中国企业，中建一局再次成为工程总承包商。

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如今跻身世界500强第18位，中国建筑集团成为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建筑集团进军国际市场，从发展劳务合作入手，向建筑工程承包、总承包等业务发展，在中东、北非等地区进行全方位开拓。

中国建筑集团是我国建筑企业发展的缩影。我国建筑业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建设，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设施的互联互通，陆续建成了中缅原油管道、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蒙内铁路等设施，“中国建造”品牌在国际上稳扎稳打、逐步生根。

对比1979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3400万美元的全年合同额，2020年新签合同额已超过2500亿美元。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认为，中国承包商承揽的国际基础设施在项目规模、技术、附加值等方面快速提升，中国承包商角色定位已由最初的承包商转变为基础设施的综合服务商。

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的“全球最大250家国家承包商”榜单，2020年度有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建筑等74家中国企业上榜，上榜中国企业业务量以1200.05亿美元保持全球首位，占250家上榜企业国际业务总额的四分之一强

明朝和清朝时期的建筑各有哪些特点？

明代建筑是指公元1368—1644年（明代）之间的建筑形式，明代时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晚期，这一时期的建筑样式，上承宋代营造法式的传统，下启清代官修的工程作法。无显著变化，但建筑设计规划以规模宏大、气象雄伟为主要特点。明初的建筑风格，与宋代、元代相近，古朴雄浑，明代中期的建筑风格严谨，而晚明的建筑风格趋向繁琐。

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均为后世所沿用，都城北京和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城南京均得益于明代的规划和经营，清代帝王的宫殿也是在明宫殿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完善而来的。这一时期的都城北京是在原有基础上改建的，建后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部分。

明代继续大力修筑宏伟的防御建筑——长城，长城许多重要段落的墙体和城关堡寨都用砖砌，建筑水平达到最高。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边，西至甘肃嘉峪关，长达5660公里。山海关、嘉峪关等著名关城，是中国建筑艺术中独具风格的杰作；北京八达岭段长城、司马台段长城等还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这一时期，建筑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木构架艺术、技术，官式建筑形象较为严谨稳重，其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装修陈设上也留下许多砖石、琉璃、硬木等不同材质的作品，砖已普遍用于民居砌墙。

明代，中国建筑群的布置更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形成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

此外，此时江南官僚地主的私家园林建设非常发达，明式家具也闻名世界。值得一提的是，风水术在明代已达极盛时期，这一中国建筑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明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初，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各类建筑的发展。首先是南北两京(南京、北京)和大规模宫殿、坛庙、陵墓和寺观的建成，如两京宫殿、十三陵、天坛、南京大报恩寺、武当山道教宫观等，都是明朝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曲阜孔庙也在明朝中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明朝另外两大工程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城堡体系和万里长城，以及东部沿海的防倭城堡体系。明初，蒙古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力图复辟，不断伺机南侵。明朝迁都北京后，又三面邻近塞外。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御驾亲征中被蒙古瓦刺军俘获，引起京城危急，朝廷惊慌。北方之敌成了明朝的大患，因此，终明之世，对北边防卫极为重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修筑了一条延亘五千余公里的长城，并分九段地区设置重兵防守，统称“九边”。沿着长城一线，还修筑数以百计的城堡和数以千计的墩台和烽堠，组成一个点线结合的完整防御体系。危害于东南沿海的倭寇源于日本海盗，以明初洪武间与明中叶嘉靖间为患最烈。为了消除倭患，明朝政府在南起广西钦州湾北至辽宁金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设置了五十三座卫城和一百零三座所城，其间尤以浙江、福建两省最为密集。这一百五十六座防倭城堡组成了明朝的东方防卫体系，有力地遏止了倭寇的进犯。

明代的地方建筑也空前繁荣，各地的住宅、园林、祠堂、村镇建筑普遍兴盛，其中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诸省最为突出，直到今天，这些地区还留有众多的明代建筑。明代中晚期，各地的造园活动出现一个新高潮。江南富裕地区的村镇多进行了有计划的建设，出现了许多环境优美、设施良好的出色的/卓越的/优异的/杰出的村镇实例。它们一般都有高质量的道路、桥梁、标榜本村杰出人士的牌坊、作为宗族联系纽带的祠堂、教育子弟用的书院，以及公共使用的风雨桥、路亭、戏台、庙宇等建筑。

明朝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有：靠前，砖的生产技术改进，产量增加，各地建筑普遍使用砖墙，府县城墙也普遍用砖贴砌，一改元代以前以土墙为主的状况。此外，还创造了一种用刨子加工成各种线脚作为建筑装修的工艺，称之为“砖细”，通常用作门窗框、墙壁贴面等。与之同时，砖雕也有很大发展。第二，琉璃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琉璃塔、琉璃门、琉璃牌坊、琉璃照壁等都在明朝有所发展，琉璃瓦在各地庙宇上普遍使用，色彩品种增多，中国建筑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特点已达到成熟阶段。第三，木构架技术在强化整体结构性能、简化施工和斗拱装饰化三个方面有所发展。例如宋代常用的用一层层木构架相叠而成楼阁的方法，被贯通上下楼层的柱子构成的整体式框架所代替；柱与柱之间增加了联系构件的穿插枋、随梁枋，改善了殿阁建筑结构；斗拱用料变小而排列越来越丛密，等等。这些都使明代建筑的面貌产生了与宋代建筑的明显差异。

明代在第宅等级制度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一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下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栱、彩色。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定制：六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民正厅不得超过三间五架。洪武三十年重申：房屋可以多至一、二十所，但间、架不容增加。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稍作变通，架数可以加多，但间数仍不能改变。

明朝住宅的等级制度主要是限制间数和架数，至于建筑层数，则可因地制宜。明代住宅均能表现明代建筑特点，典雅稳重，做工讲究，装修精美，雕刻和彩画细腻而雅净。苏南、浙东、皖南、山西襄汾都有明代的民居遗物。

明南京城

明朝开国之初的五十三年（1368～1420年）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明朝的留都。

南京地理条件优越，北倚长江，水源充沛，运输便利，南有秦淮河绕城而过，是水运集散地。这里自古就有“龙蟠虎踞”的美誉，钟山龙蟠于东，石城虎踞于西，北有玄武湖一片大水面。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曾有六个王朝建都于此，前后达三百余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开始就旧城扩建，并建造宫殿。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皇帝位，南京成为明朝都城。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终于完成了南京作为明帝国首都的格局，全城人口达到百万。南京是在元代集庆路旧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城市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旧城区、皇宫区、驻军区。后两者是明初的扩展。环绕这三区修筑了长达33.68公里的砖石城墙。

旧城区位于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城市对外交通的要冲地带，居民密集，商业繁荣，为朝廷服务的大批手工业作坊也设置在这里。由于地近皇城，大臣们的第宅也都集中在此区，如徐达宅在大功坊、常遇春宅在常府街、郑和宅在马府街等。皇帝命令建造的十六处大酒楼则分布在商市汇集的旧城西南一带。

皇城区设在旧城东侧，北枕钟山支脉富贵山，南临秦淮河。既有水运方便，又和旧城紧密相联，各方面都很理想，也合乎风水术所追求的阳宅“背山、面水、向阳”的模式，较早的缺点是地势低洼。

明初，南京城内外驻军约二十万人，除一部分驻守皇宫和沿江外，大部分军队都驻扎在城内西北地区。这里有大片营房、粮仓、库房和各种军匠工场，形成一个独特的军事区。

在上述三地区的中间位置，建有高大的钟、鼓楼，作为全城报时之所，这显然是接受了元大都的遗规。

南京的道路系统呈不规则布置，城墙的走向也沿旧城轮廓和山水地形屈曲缭绕，皇宫偏于一边，使全城无明显中轴线，一反唐、宋、元以来都城格局追求方整、对称、规则的传统，创造出山、水、城相融合的美丽城市景观。

南京的城墙墙基用条石铺砌，墙身用10厘米×20厘米×40厘米左右的大型城砖垒砌两侧外壁，中实杂土，唯有皇宫区东、北两侧的城墙全部用砖实砌。南京城33.68公里长的城墙，所用之砖由沿长江各州府的一百二十五个县烧制后运抵南京使用，每块砖上都印有监制官员、窑匠和夫役的姓名，其质量责任制之严格可以想见。城墙沿线共辟十三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重要的城门设有瓮城，其中聚宝门、通济门、三山门是水陆交通要道，每门都设有三道瓮城以加强防卫。当初城墙上建有军士宿卫用的窝铺房二百座，雉堞一万三千余个。现城墙尚存21.35公里，窝铺无存，雉堞有少数残留。

在这座城墙之外，又修筑了一座长达50余公里的外郭城，把钟山、玄武湖、幕府山等大片郊区都围入郭内，并辟有外郭门十六座，从而形成保卫明皇宫的四道防御线，即：外郭、都城、皇城、宫城。

明北京城

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城为止，明朝共有二百二十四年建都于北京。明初的北京城沿用了元都旧城的基本部分，以后又多次扩建。城市的格局既有很强的继承性，又有自身的特点。明初，徐达占领元大都后，为了便于防守，将城北纵深约2.8公里较冷僻的城区舍弃于城外，另筑了一道北城墙，使城市面积缩小约百分之四十。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里是一座地方性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仿照南京皇宫的形制在宫前布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将南城墙向南移了约0.8公里。到明代中叶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北方蒙古部族的军事进犯威胁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办法，在城外加筑一道外郭城以加强城防。但限于当时财力，这道外郭城墙只修筑了南面8公里就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接，使整个城市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明代前期北京城平面示意图从以上北京城墙三次向南移动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发展。造成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城市对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结集地，商肆、旅邸栉比鳞次，人口异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陆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运重新开通后码头也汇集在前三门外，使这一带格外繁华。为此，永乐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两次向南扩城，把原来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围入城中，同时也把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

经过明初到明中叶的几次大规模修建，比起元大都来，北京城显得更加宏伟、壮丽。首先，城墙已全部用砖贴砌，一改元代土城墙受雨水冲刷后的破败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砖石砌了驳岸，城门外加筑了月城，旧城九座城门都建有城楼和箭楼，城门外有石桥横跨于城濠上（明初是木桥，1436～1445年全部改为石桥），桥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楼，又把钟楼移到了全城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紫禁城、万岁山到鼓楼、钟楼这条轴线长达8公里，轴线上的层层门殿，轴线两侧左右对称布置的坛庙、官衙、城阙，使这条贯串全城的轴线显得格外强烈、突出。但是，这种城市布局却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在明代，从大明门到地安门长达3.5公里的南北轴线被皇城所占有，一般人是不准穿越的，因此造成了东城与西城之间交通的不便，在古代运输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问题尤为严重。

宫殿建筑

北京宫殿

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群北京宫殿，曾经有二十四个明、清皇帝在其内统治中国达五个世纪之久。宫殿的营建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完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间。其后历明、清两朝，宫中建筑物屡有重建、增建，但宫殿的总体规模与布局框架在永乐时代已经奠定，以后的变化只是局部性的。明初营建这座宫殿是在元朝大内旧宫的基址上进行的。元朝覆灭时，大内旧宫未遭破坏，后来被改成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就将旧宫全部拆除，再按照南京宫殿的模式重建新宫。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北京宫殿。

北京宫殿中的“外朝内廷”、“东西六宫”、“三朝五门”、“左文华右武英”、“左祖右社”、人工堆作万岁山等做法，是仿照明初南京宫殿的模式，连殿宇门阙的名称都与南京相同。但北京宫殿也有所发展。首先，规模比南京大。所遗南京紫禁城基址南北方向深度约比北京紫禁城少200米，南京午门东西方向宽度仅为北京午门的四分之三。其次，离宫、园林有所发展。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只是利用元代遗留的太液池而无所兴作，明中期以后，这里的亭台殿阁不断兴建并扩大开挖太液池，使之成为重要的皇家园林。此外，还把一处习射用的“东苑”建成为山水花木与殿阁交相辉映的离宫，称为“南内”。最后，又把万岁山建成离宫区。

建筑北京宫殿只花了四年时间，这么大的建筑群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显然和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技术的优点是分不开的，但也和提前备料有关。早在永乐五年，明成祖就派大臣们分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运木料。砖的生产主要依靠山东临清和江苏苏州两地，其中苏州生产的铺地方砖质地细密，坚实耐磨，尺寸可达10厘米×80厘米×80厘米，被称为“金砖”，由于制作过程复杂，从取土到成砖需要有一年的时间。石料采自北京西南郊房山，是一种称为“汉白玉”的大理石，色白而质匀。琉璃瓦则在京郊设窑烧制，有黄、绿、蓝、黑等色。

木构架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易遭火灾，北京宫殿建成后的第二年（1421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因雷火被焚，第三年（1422年）乾清宫又被焚。重建后的三大殿又于公元1557年及公元1597年两次焚毁。在建筑布局上，主殿两侧用斜廊联结东西庑、三殿之间用穿堂联结的办法，又造成一处起火延及一大片的严重后果。虽然当时也采取了一些防火措施，例如廊庑每隔若干间设一道防火墙，屋面基层内加锡片，后宫各庭院之间用高墙分隔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雷措施及布局上的缺陷，终未能防止火灾的发生。

黄琉璃瓦、汉白玉台基与栏杆、红墙、青绿色调的彩画，这是北京宫殿色彩的基调，在蓝色天幕笼罩下，格外绚丽璀璨，显示了皇宫的豪华高贵、与众不同的氛围。按照“五行”说，青、白、红、黑、黄五方位色中的黄色代表中央，是皇帝所在。因此，琉璃瓦以黄色为最高等级。北京宫殿主要建筑用黄琉璃瓦以显皇威，即源于此。

新建的大内宫殿仍沿旧宫基址的原有轴线布置，但向南移动了0.5公里左右。宫城（紫禁城）面积约73公顷（760米×960米），四面开门，四隅设角楼。全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供处理朝政、举行典礼、召见大臣、接待宾客等用；内廷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场所。外朝以中轴线上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为中心（三殿用穿堂联结），左前（东）方配置文华殿，右前（西）方配置武英殿，形成“品”字形格局。文华、武英两殿都是皇帝的别殿（便殿），是皇帝召见臣下和斋居之所。文华殿又是读书、授课的地方，殿内供有孔子像。武英殿又作为皇后生辰时大臣们的“命妇”在此进贺的场所。内廷的建筑以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宫为中心（三宫也以穿堂相联），这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在中宫的东侧有东六宫及东房五所，西侧有西六宫和西房五所，供妃子和宫女们居住。东西六宫中靠近三宫一侧的中间一宫是“贵妃”所居。

此外，内廷还有供皇太子和皇子们居住的瑞本宫，祭祖用的奉先殿（内太庙），先朝宫妃养老的仁寿宫，以及管理宫内事务的各种司、局等建筑分布于东外侧；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咸安宫和一些佛寺、道观等建筑则布置在西外侧。在紫禁城中轴线的最后部分还有一处小园林——御苑，园中亭榭、树木、假山的布局接近对称，缺乏中国传统园林的意境和情趣，聊备一格而已。靠近西、北二面宫墙的周边地带，还有称为“廊下家”的供应皇室生活必须的各种库房。

太庙和社稷坛

在紫禁城前两侧还有二组重要建筑群，东侧是太庙，奉祀皇帝历代祖先，这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侧是社稷坛，坛上铺五色土——东青土、南红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黄土。土由各地州府送来，这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组象征意义极强的建筑是根据传统的“左祖右社”的形制来布置的。

由奉天殿向南沿中轴线布置有五座门，依次是：

一、奉天门，门屋内设御座，是皇帝每日朝见群臣裁决政务之处。门前庭院两侧东、西庑内是编写《起居注》和《实录》之处（前者记录皇帝生活起居，后者记录朝廷大事），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也在这里编写；

二、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百官上朝在此门前等候，征战班师时，则在门前举行献俘典礼。门的形式是从唐宋的门阙演化而来，在“冂”形平面的高台上建造木架建筑，下通五个拱券门洞，是一座庄严雄伟的城门建筑；明紫禁城午门的南向

三、端门，也作城门形式，但无实际用途，是礼制上所需的仪门；

四、承天门，形式和端门相同，是皇城的正门，皇帝颁布诏书、最高司法机关秋天判处重囚都在门前举行；

五、大明门，是皇城的外门，门外就是市区。

按照儒家对礼制的解释，皇宫有三朝五门，“三朝”是外朝一、内朝二，或称大朝、常朝、日朝，在明北京宫殿中就体现为外朝三殿。但实际使用上每日朝见主要是在奉天门举行的，只有元旦和冬至等大朝会、皇帝生日贺礼及大宴会等才在奉天殿举行。而华盖、谨身两殿仅作为召见臣下、赐宴亲王、皇帝更衣等用途。

“五门”就是上述从奉天门到大明门延展在1.5公里距离上的五座门。“门”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象征意义于此可见。

住宅建筑

总体特点

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例如宋代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在宅前造乌头门，庶民屋舍只许进深五架，门屋只许一间，不许用飞檐、重拱、四铺作、藻井和五彩装饰等。重点在于区划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严格了，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员外，不论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以上这些反映了明代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现，但逾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苏苏州一带的民居中，仍保存着一批十分精美的贴金彩画和砖石雕刻。

中国住宅遗构今所知的最早实物是明代的。已经发现的明代住宅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其数可以百计。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和技术传统的差异，使各地住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清代建筑是指清代时期的建筑。清代（公元1616-191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的建筑大体因袭明代传统，但也有发展和创新，建筑物更崇尚工巧华丽。

清代建筑的形式有硬山建筑、悬山式建筑、歇山建筑、攒尖建筑等。清代晚期，中国还出现了部分中西合璧的新建筑形象。

清代的都城北京城基本保持了明朝时的原状，城内共有20座高大、雄伟的城门，气势最为磅礴的是内城的正阳门。因沿用了明代的帝王宫殿，清代帝王兴建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这些园林建筑是清代建筑的精华，其中包括华美的圆明园与颐和园。在清代建筑群实例中，群体布置与装修设计水平已达成熟。尤其是园林建筑，在结合地形或空间进行处理、变化造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建筑技艺仍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玻璃的引进使用及砖石建筑的进步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民居建筑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自由式建筑较多。

风格独特的藏传佛教建筑在这一时期兴盛。这些佛寺造型多样，打破了原有寺庙建筑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以北京雍和宫和承德兴建的一批藏传佛教寺院为代表。

清代晚期，中国还出现了部分中西合璧的新建筑形象。

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中原得以休养生息，在康熙、乾隆时期形成了一个经济复兴小高潮，史称“康乾盛世”。国家积累了财力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宏伟的离宫、园林及宗教建筑，至今仍为古代建筑遗产的重要实例。特别是宫苑建造集历代造园经验之大成，规模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民间，中产阶级也将园林引入宅内，形成宅园建造的高潮。清代对宗教采取普遍开放的政策，尤对藏传佛教给予极大的重视，成为协助政府统治蒙藏的得力工具。藏传佛教建筑具有神秘的艺术色彩，其空间布局、艺术造型、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有创造与发展，为传统佛教建筑增添了新的艺术营养，并为其他宗教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清代的府、州、县等地方城市基本沿用明城，数量增加不多，但规模多经改造扩展。同时，集镇、村落的数量增加很多。城乡居民点中的公共建筑，如书院、祠堂、旅店、饭馆等有了巨大的增长。同时由于人口繁殖，用地紧张，许多地区的民居加高了层数，并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典型形制。由于商业、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河湖交通干路附近形成新的工商业集镇。

清代建筑技术受木材资源日渐匮乏的影响，对传统木构架技术进行改造，逐步增加砖石材料的应用范围，因此在建筑外貌上亦有所改变。经济的发展助长了享乐思想的萌发，艺术风格上的装饰主义十分盛行，由日用生活品开始向建筑上推移，砖雕、木雕、石雕技艺在建筑上广泛应用。

若与明代建筑状况相对比，可以说，清代在园林建筑、藏传佛教建筑、民居建筑三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同时建筑艺术上更注意总体布局及艺术意境的发挥，尤其在建筑装饰艺术方面更具有划时代表现。所以清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地位，有些方面尚带有历史总结的性质。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战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而没落的封建经济对传统方式的建筑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强迫它面临和接受各种新问题的挑战，如：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木材资源的枯竭，官工建筑日渐萎缩，商业建筑及一些新型建筑逐步兴起，西方文化的传入，等等。这些都预示着下一步建筑领域的变革与发展。

建筑形式

2.1 概述常见到的有：硬山、悬山、歇山、庑殿、攒尖五种形式。在这最基本的建筑形式中，庑殿又有单檐庑殿、重檐庑殿；歇山有单檐歇山、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歇山、大屋檐歇山、卷棚歇山等；硬山、悬山，常见者既有一层，也有两层楼房；攒尖建筑则有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圆形、单檐、重檐、多层檐等多种形式。

2.2 硬山建筑屋面仅有前后两坡，左右两侧山墙与屋面相交，并将檩木梁全部封砌在山墙内的建筑叫硬山建筑。硬山建筑是古建筑中最普通的形式，无论住宅、园林、寺庙中都有大量的这类建筑。硬山建筑以小式为最普遍，清《工程做法则例》列举了七檩小式、六檩小式、五檩小式几种小式硬山建筑的例子，这几种也是硬山建筑常见的形式。七檩前后廊式建筑是小式民居中体量最大，地位最显赫的建筑，常用它来作主房，有时也用做过厅。六檩前出廊式用作带廊子的厢房、配房，也可以用做前廊后无廊式的正房或后罩房。五檩无廊式建筑多用于无廊厢房、后罩房、倒座房等。硬山建筑，也有不少大式的实例，如宫殿、寺庙中的附属用房或配房多取硬山形式。大式硬山建筑有带斗拱和无斗栱两种做法，带斗栱硬山实例较少，一般只施一斗升或一斗二升交麻叶不出踩斗栱。无斗栱大式硬山实例较多，它与小式硬山的区别主要在建筑尺度（如面宽、柱高、进深均大于一般的小式建筑）、屋面做法（如屋面多施青筒瓦，置脊饰吻兽或使用琉璃瓦）、建筑装饰（如梁枋多施油彩画，不似小式建筑装饰简单素雅）等诸方面。

2.3 悬山式建筑屋面有前后两坡，而且两山屋面悬于山墙或山面屋架之外的建筑，称为悬山（亦称挑山）式建筑。悬山建筑稍间的檩木不是包砌在山墙之内，而是挑出山墙之外，挑出的部分称为“出梢”，这是它区别于硬山的主要之点。以建筑外形及屋面做法分，悬山建筑可分为大屋脊悬山和卷棚悬山两种。大屋脊悬山前后屋面相交处有一条正脊，将屋面截然分为两坡。常见者有五檩悬山、七檩悬山以及五檩中柱式、七檩中柱式悬山（后两种多用作门庑）。卷棚悬山脊部置双檩，屋面无正脊，前后两坡屋面在脊部形成过陇脊。常见者有四檩卷棚、六檩卷棚、八檩卷棚等。还有一种将两种悬山结合起来，勾连搭接，称为一殿一卷，这种形式常用于垂花门。

2.4 庑殿建筑庑殿建筑屋面有四大坡，前后坡屋面相交形成一条正脊，两山屋面与前后屋面相交形成四条垂脊，故庑殿又称四阿殿、五脊殿。庑殿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最高型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建筑形式常用于宫殿、坛庙一类皇家建筑，是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最常采取的形式。如故宫午门、太和殿、乾清宫，太庙大戟门、享殿及其后殿，景山寿皇殿、寿皇门，明长陵棱恩殿等，都是庑殿式建筑。在封建社会，庑殿建筑实际上已经成为皇家建筑之外，其它官府、衙属、商埠、民宅等等，是绝不允许采用庑殿这种建筑形式的。庑殿建筑的这种特殊政治地位决定了它用材硕大、体量雄伟、装饰华贵富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2.5 歇山建筑在形式多样的古建筑中，歇山建筑是其中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歇山建筑屋面峻拔陡峭，四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气势非凡，它既有庑殿建筑雄浑的气势，又有攒尖建筑俏丽的风格。无论帝王宫阙、王公府邸、城垣敌楼、坛壝寺庙、古典园林及商埠铺面等各类建筑，都大量采用歇山这种建筑形式，就连古今最有名的复合式建筑，诸如黄鹤楼、滕王阁、故宫角楼等，也都是以歇山为主要形式组合而成的，足见歇山建筑在中国古建筑中的重要地位。在外部形象看，歇山建筑是庑殿（或四角攒尖）建筑与悬山建筑的有机结合，仿佛一座悬山屋顶歇栖在一座庑殿顶上。因之，它兼有悬山和庑殿建筑的某些特征。如果以建筑物的下金檩为界将屋面分为上下两段，那么上段具有悬山式建筑形象和特征，如屋面分为前后两坡，梢间檩子向山面挑出，檩木外端安装博缝板等；下段则有庑殿建筑的形象和特征。无论单檐歇山、重檐歇山、三滴水（即三重檐）歇山、大屋脊歇山、卷棚歇山，都具有这些基本特征。尽管歇山式建筑都具有一定的形象特征，但对构成这种外形的内部构架却有许多特殊的处理方法，因而形成了多种构造形式。这些不同的构造与建筑物自身的柱网分布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筑的功能要求及檩架分配有一定关系。

2.6 攒尖建筑建筑物的屋面在顶部交汇为一点，形成尖顶，这种建筑叫攒尖建筑。攒尖建筑在古建筑中大量存在。古典园林中各种不同形式的亭子，如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圆亭等都属攒尖建筑。在宫殿、坛庙中也有大量的攒尖建筑，如北京故宫的中和殿、交泰殿，北京国子监的辟雍，北海小西天的观音殿，都是四角攒尖宫殿式建筑。而天坛祈年殿、皇穹宇则是典型的圆形攒尖坛庙建筑。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坛庙园林中，也有大量攒尖建筑。

建筑通则

3.1 概述通则（又称通例），是确定建筑各部们尺度、比例所遵循的共同法则。这些法则规定了古建筑各部位之间的大的比例关系和尺度关系。它是使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持统一风格的很关键很重要的原则。清式建筑的通则主要涉及以下各方面：面宽与进深，柱高与柱径，面宽与柱高，收分与侧脚，上出与下出，步架与举架，台明高度，歇山收山，庑殿推山，建筑物各部构件的权衡比例关系。

3.2 面宽与进深中国古建筑的平面以长方形为最普遍，一座长方形建筑，在平面上都有两种尺度，即它的宽与深。其中长边为宽，短边为深。如一栋三间北房，它的东西方向为宽，南北方向为深。单体建筑又是由最基本的单元“间”组成的。每四棵柱子围成一间，一间的宽为“面宽”，又称“面阔”，深为“进深”。若干个单间面宽之和组成一栋建筑的总面宽，称为“通面宽”；若干个单间的进深则组成一座单体建筑的通进深。古建筑面宽（指明间面宽）的确定要考过虑到许多方面的国素，即要考虑实际需要（即所谓适用的原则），又要考虑实际可能（如木材长短、径寸等因素），并要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在古代，明间面宽的确定还要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在考虑面宽时，必须使用门口尺寸符合门尺上“官”“禄”“财”“义”等吉字的尺寸。次间面宽酌减，一般为明间的8/10，或按实际需要确定。

3.3 柱高与柱径古建筑柱子的高度与直径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柱高与面宽也有一定比例。小式建筑，如长檩或六檩小式，明间面宽与柱高的比例为10：8，即通常所谓面宽一丈，柱高八尺。柱高与柱径的比例为11：1。如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规定：“凡檐柱以面阔十分之八定高，以十分之七（应为百分之七）定径寸。如面阔一丈一尺，得柱高八尺八寸，径七寸七分。”五檩、四檩小式建筑，面阔与柱高之比为10：7。根椐这些规定，就可以进行推算，已知面宽可以求出柱高，知柱高可以求出柱径。相反，已知柱高、柱径也可以推算出面阔。

3.4 收分侧脚中国古建筑圆柱子上下两端直径是不相等的，除去瓜柱一类短柱外，任何柱子都不是上下等径的圆柱体，而是根部（柱脚、柱根）略粗，顶部（柱头）略细。这种根部粗、顶部细的作法，称为“收溜”，又称“收分”。要柱做出收分，既稳定又轻七，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各式建筑收分的大小一般为柱高的1/100，如柱高3米，收分为3厘米，假定柱根为27厘米，那么，柱头收分后直径为24厘米。大式建筑柱子的收分，《营造算例》规定为7/1000。

3.5 上出下出（出水、回水）中国古建筑出檐出檐深远，其出檐大小也有尺寸规定。清式则例规定：小式房座，以檐檩中至飞檐椽外皮（如无飞檐至老檐椽头外皮）的水平距离为出檐尺寸，称为“上檐出”，简称“上出”，由于屋檐向下流水，故上檐出又形象地被称为“出水”。无斗拱或小式建筑上檐出尺寸定为檐柱高的3/10，如檐柱高3米，则上檐出尺寸分为三等份，其中檐椽出头占2份，飞椽出头占一份。中国古建筑都是建在台基之上的，台基露出地面部分称为台明，小式房座台明高为柱高的1/5或柱径的2倍。台明由檐柱中向外延出的部分为台明出沿，对应屋顶的上出檐，又称为“下出”，下出尺寸，小式做法定为上出檐的4/5或檐柱径的2倍，大式做法的台明高台明上皮至挑尖梁下皮高的1/4。大式台明出沿为上出檐的3/4。古建筑的上出大于下出，二者之间有一段尺度差，这段差叫“回水”，回水的作用在于保证屋檐流下的水不会浇在台明上，从而起到保护柱根、墙身免受雨水侵蚀的作用。

3.6 步架举架步架：清式古建筑木构架中，相邻两檩中-中的水平距离称为步架。步架依位置不同可分为廊步（或檐步）、金步、脊步等。如果是双脊檩卷棚建筑，最上面居中一步则称为“顶步”。在同一幢建筑中，除廊步（或檐步）和顶步在尺度上有所变化外，其余各步架尺寸基本是相同的。小式廊步架一般为4D-5D，金脊各步一般为4D，顶步架尺寸一般都小于金步架尺寸，以四檩卷棚为例，确定顶步架尺寸的方法一般是：将四架梁两端檩中尺寸均分五等份，顶步架占一份，檐步架各占二份，顶步架尺寸最小不应小于2D，最大不应大于3D，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调整。举架：所谓举架，指木构架相邻两檩中-中的垂直距离（举高）除以对应步架长度所得的系数，清代建筑常用举架有五举、六五举、七五举、九举等等。表示举高与步架之比为0.5，0.65，0.75，0.9等等。清式做法的檐步（或廊步），一般定为五举，称为“五举拿头”。小式房屋或园林亭榭，檐步也有采用四五举或五五举的，要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小式房脊步一般不超过八五举。大式建筑脊步一般不超过十举，古建筑屋面举架的变化决定着屋面曲线的优劣，所以在运用举架时应十分讲究，要注意屋面曲线的效果，使其自然和缓。千百年来，古建筑匠师们在举架运用上已积累了一套成功经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程式。如小式五檩房，一般为檐步五举、脊步七举。七檩房，各步分别为五举、六五举、八五举等等。大式建筑各步可依次为五举、六五举、七五举、九举等。

建筑风格

清代建筑的艺术风格亦有很大改变。宋元以来，传统建筑造型上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出檐、柔和的屋顶曲线、雄大的斗拱、粗壮的柱身、檐柱的生起与侧脚等特色逐渐退化，稳重、严谨的风格日趋消失，即不再追求建筑的结构美和构造美，而更著眼於建筑组合、形体变化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美学形式。例如：北京西郊园林、承德避暑山庄、承德外八庙等建筑群的组合，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显示了建筑匠师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合的能力，也表现出他们高度敏锐的尺度感。清代单体建筑造型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几间几架简单长方块建筑，而尽量在进退凹凸、平座出檐、屋顶形式、廊房门墙等方面追求变化，创造出更富於艺术表现力的形体。如承德普宁寺大乘阁、北京雍和宫万福阁、拉萨布达拉宫、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大经堂等出色的/卓越的/优异的/杰出的实例。

清代建筑艺术在装饰艺术方面更为突出，它表现在彩画、小木作、栏杆、内檐装修、雕刻、塑壁等各方面。清代建筑彩画突破了明代旋子彩画的窠臼，官式彩画发展成为三大类：和玺、旋子和苏式彩画。详细分析尚有金龙和玺、龙凤和玺、大点金旋子、小点金旋子、石碾玉、雅伍墨、雄黄玉、金琢黑苏画、金线苏画、黄线苏画、海墁苏画等的区别，分别画在不同建筑的不同部位上。彩画工艺中又结合沥粉、贴金、扫青绿等手法来加强装饰效果，更使建筑外观显得辉煌绮丽、多彩多姿。门窗类型在清代明显加多，而且门窗棂格图案更为繁杂，与明代简单的井字格、柳条格、枕花格、锦纹格不可同日而语。

在清代，许多门窗棂格图案已发展为套叠式，即两种图案相叠加，如十字海棠式、八方套六方式、套龟背锦式等。江南地区还喜欢用夔纹式，并由此演化为乱纹式，更进一步变异为粗纹乱纹结合式样。浙江东阳、云南剑川等木雕技艺发达地区，有些民居门隔扇心全为透雕的木刻制品，花鸟树石跃于门上，完全成为一组画屏。内檐隔断也是装饰的重点，除隔扇门、板壁以外，大量应用罩类以分隔室内空间。仅常见的就有栏杆罩、几腿罩、飞罩、炕罩、圆光罩、八方罩、盘藤罩、花罩等式，此外尚有博古架、太师壁等亦为室内隔断形式。丰富的内檐隔断创造出似隔非隔、空间穿插的内部空间环境。内檐装修中还引用了大量工艺美术品的制造工艺技术，如硬木贴络、景泰蓝、玉石雕刻、贝雕、金银镶嵌、竹篾、丝绸纱绢装裱、金花墙纸等，使室内观赏环境更加美轮美奂。砖、木、石雕在清代建筑中应用亦十分广泛，几乎成为富裕人家表现财力的一种标志。其他装饰手段，如塑壁、灰塑、大理石镶嵌、石膏花饰等亦得到重视。清代建筑装饰艺术充分表现出工匠的巧思异想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美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乔家大院所体现的我国民居建筑思想？

乔家大院充分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北方地区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氏家族的靠前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

1.乔家大院是一座具有典型北方民居建筑风格的宅院,展现了我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思想和特点。其建筑布局以中轴线为主,将前厅、正房、后院等空间合理地组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性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2.乔家大院外墙高大,窗少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当时,民居建筑常常会受到盗贼的侵袭,因此设计师采用了外高内低的设计,使得院墙高达10米,从而增强了宅院的安全性。同时,窗户也相对较少,以减少外界的干扰和提高隐私性。乔家大院的设计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而且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如何合理设置建筑空间,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知识。

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

这些精致无比、保存完好的宅院，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是对三晋文明史的阐释，是对晋商辉煌史的解读。